和溫結下的緣份很細很緩。
那時候剛進AIESEC,和羅聊天,他說喜歡上他們系的卷姊,問我要怎麼追她,他說了一些溫特別的地方,她喜歡看劇看表演,想要轉到外文系。
這個告白被打槍的故事最後無疾而終,而我輾轉聽黛比提起溫這個好朋友,說要降轉到外文,而優秀如她也真成功了。第一次見面是在四維路的一間法國餐廳,和愛蜜麗的導生宴,好像也沒聊什麼,後來三翻兩次見面也都是在導生宴各式各樣的法國餐廳,最後終於在大五這年一起修了翻譯課。
對溫的印象一直就是很高挑很出人一等,剪了一個短髮被她說不好看,我附和著,心裡卻覺得溫的氣質把短髮襯得很雅緻。翻譯課我們總是坐在斜對角,從來也不會說上一句話,頂多只是在廁所勉強打招呼的程度。
直到那個履歷的作業,直到黛比同我說溫也要去念索邦,像一串鞭炮一樣,從最初紮好的鞭炮綹開始,一綹一綹地放著,我們聊著房子,開了一個屬於我們的現在再也不用的找房社團,我們一起去吃點什麼什麼沒有卻還是好吃的台灣餐廳,一起和她朋友去無敵好吃的佛卡夏午食,上了一堂歷史社會學。
想來只是我的開關被打開了,竟一點都不怕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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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起很多那年夏天在歐洲以及往後在隆德的時光,從到這裡開始一直想著。
總說不後悔,因為也不是真的惱悔什麼,只是那種「啊,如果那時候......就好了」的感嘆,對彼時一些在隆德上課的模樣、與同學的關係、生活的形式都有這樣的感嘆。究竟對他們這些Erasmus學生那樣的日子後來代表什麼?留下什麼?還是真如柯柯所說,我們都只是也只能追求快樂與當下,不是不顧未來,而是只是「這樣真好」的(降低的)滿足感?
SciencePo的校舍非常新穎,那堂歷史社會學很小班,不知怎麼的幾乎所有學生都帶著筆電上課,啪啦啪啦的記著筆記(絕對沒有用臉書看推特),只有亞洲學生手記筆記,恰與隆德相反。比起巴黎,隆德是一個非常迷你的城鎮,走在路上到處都是國際學生,成群結隊在超市購買日糧補給,而正因為巴黎腹地廣大,大學學院又這樣多,好似降低了國際學生的密集度。猛地想起因為隆德盆地地形的緣故,從郊外騎腳踏車經過森林上學只要十五分鐘,回到郊外卻要雙倍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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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亞洲,有非常多人自以為在中東人或非洲人之上,殊不知對很多歐洲人來說,我們都是差不多的,中國人到哪裡都會被說因為廉價勞工而降低工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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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歐的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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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因為capital-centralism的關係嗎?隆德的法國學生並不能用英文很順暢的表達自己,也很害羞,但這裡的學生好像都很自信地在課堂上發表意見。還是只是優秀的學生都到別的地方去了?究竟他們是怎麼選擇Erasmus的地方,而這個計畫又是怎麼選擇他們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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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竟人文科系的學生去到哪裡了?
以前總說背誦歷史學科很痛苦,有年代要記,哪個事件造成什麼結黨營私,哪個事件裡又是誰殺了誰引發什麼革命戰爭,一直到很後來,我才好像能夠有一個模型,就像路走久了,你恍著神也能走對一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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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洲究竟有Xenophobia嗎?
美國又有嗎?
歐洲人在美國能夠生存良好,上下位階移動順利,而非裔卻不能,熔爐都只是全部丟進去攪一攪被白人拿來當咖啡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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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邦大到像大英博物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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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到十七區的Malesherbes上了一門非常小班的anglais pour lettres modernes et lettres modernes appliques。
教授讓我想起演搖滾教室的女老師,講起英文有著法文口音和英國口音,非常認真的全英文上課,前座的同學頻頻偷看我的法文文法書,教授點名的時候我渾身緊張不敢抬頭,還問了有誰沒被點到名,我只怕被發現是蒙混進來的學生,還要用法文解釋出現的原因,尷尬至極,幸虧完全融入(?)沒被察覺。
課堂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安靜地讀文本和分析問題,像是大一的文學作品讀法,但更加偏重應用英文,學生很踴躍發言,教授在黑板寫得密密麻麻的,誠如美國電影裡面那種大講堂的黑板。
完全不知道這是大幾的課,哪個學院開的課,百分百亂入。
好新鮮~
進度好超前~